又是一年開學季。經過“高考”的洗禮，很大一部分學生將步入占據我國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職院校就讀。
而這個“高考”，其中包括“職教高考”。在2022年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時任教育部職成司司長陳子季表示：“職教高考”將成為高職招生主渠道。
然而，對“職教高考”，各地叫法不一：分類考試、單獨招生、對口單招、五年一貫制、技能高考等。在考試對象上，有面對普通高中學生的，也有面對中職學生、技工學校學生和職教中心學生的；在考試內容、考試時間、考試組織等形式上，各地甚至各校都不一樣。
由此，社會和業內都在呼吁“職教高考”制度的改革。由于“職教高考”制度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從記者最近調研來看，“職教高考”制度改革呼聲很高，但其下一步究竟該怎么走，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還在論證和探索。
“職教高考”是什么
對很多人來說，“職教高考”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是通往高等教育的“另一條賽道”。
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20年全國中職畢業生抽樣調查顯示，近1.7萬份樣本中，約65%的中職生升入了高等院校，其中約10%升入本科院校。
“職教高考”這一概念，是在2019年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被正式提出的，是指在高職分類考試招生制度的基礎上，基于職業教育類型發展而建立的高等職業學校招收新生的制度。2021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加快建立‘職教高考’制度”。
“目前，關于‘職教高考’，各地叫法不一致。在陜西，主流的說法叫分類招生考試，有的學校叫綜合評價招生，民間普遍的說法叫單招（單獨招生）。”陜西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段東旭說。
在陜西省，一般由院校自主進行職業技能測試，段東旭提到，每年下半年就已經有學校和機構，開始為明年的“職教高考”進行招生宣傳了。
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姜蓓佳的研究方向是“職教高考”制度。2022年博士畢業的她，學位論文題目是《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姜蓓佳介紹，以她收集到的2021年“職教高考”方式來看，全國有28個省以“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組織對口招生考試。其中，13個省組織了職業技能測試的操作考試，6個省以筆試形式組織職業技能測試，6個省將職業技能測試交由招生院校自行組織，兩個省以“證書等級”“大賽成績”作為職業技能測試的賦分依據而不再額外組織測試，1個省未進行職業技能測試。在分值比例上，13個省的職業技能測試分值在總分值中的占比超過50%。
比如，湖北省電子與電工類操作考試，要求學生在150分鐘內完成與專業相關的4項典型工作任務。廣東省和甘肅省則沒有全省統一的技能測試，而是以證書替代。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的動因包括，現行高考單一的育人框架引致人力資本結構性失衡，推動高考制度更好地履行公平科學選材的重要使命，妥善回應和滿足中職畢業生的公平發展的基本權利，助力職業教育的評價改革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完善。”姜蓓佳對記者解釋。
用樂山職業技術學院高等職業教育教學管理與改革研究副教授魏荷琳的話來說，推進“職教高考”改革“產業有需求、社會有訴求、教育有要求”。
“如果可以用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撬動整個職業教育，那些成績可上可下的學生，就敢于大膽地選擇職業院校了。”魏荷琳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魏荷琳認為，推進“職教高考”改革，可以使不同性格稟賦、興趣特長、素質潛力的學生，享有更多樣的教育選擇和更暢通的升學通道。她認為，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既要形成能夠支持學業晉升的成長通道，也要打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繼續教育等其他類型教育之間的溝通渠道。
“職教高考”的發展軌跡
職業教育的考試招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為何要構建職教高考制度？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姜蓓佳對職業教育考試招生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
為此，她訪談了89人，最終獲得了9萬余字的采訪文本。此外，她還收集了1980年到2022年2月以來，有關職業教育升學的71份國家政策，全面梳理了全國31個省區市對于高職分類考試改革的共計97份政策文件。
“從2019年開始，‘職教高考’反復在很多講話中出現，被正式提出。這個東西很‘新’，又涉及評價制度，我覺得是現實所需，綜合考慮之下就選擇了這個選題。”姜蓓佳說。
用姜蓓佳的話說，她既“全面摸盤”了目前全國高職分類考試改革工作推進的現實狀態，也具體掌握了改革推進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和棘手問題。
我國較早提到職業教育考試招生的政策文件，是1980年國務院批轉的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但據姜蓓佳介紹，在這份文件中，考試招生工作“并不是重點”。
直到2005年之前，我國高職院校的考試招生都還“對高考的依附性很強，高職高專被納入現行高考統招”。僅僅一張試卷，同時要選拔出學術型和技能型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才。在錄取批次上，高職高專也順位被排在本科錄取之后。
這一情況在2005年有所改善，上海的3所市屬高職院校試行了自主招生。在這之后，“高職院校自主招生的考試辦法通過政策擴散被逐漸應用到多個省份”，地方政府開始探索能夠滿足中職生升學需要的道路。
“其實，是地方先進行了探索，做了試點，然后被國家政策吸納、承認。分類考試理念已經醞釀很長時間，不過，目前還沒有針對‘職教高考’專門出臺的政策。”姜蓓佳說。
2007年，教育部辦公廳出臺《關于同意江蘇、浙江、湖南、廣東等四省在部分示范性高職院校中開展單獨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批復》，鼓勵各地積極探索高職院校的招生自主權落實。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目標，是國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實行分類考試。
2013年，教育部出臺了《關于積極推進高等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201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將“加快推進高職分類考試”設定為主要改革任務之一。
“強化分類考試、設立‘職教高考’，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改革的規定動作。”姜蓓佳說。
“我所了解到的，最早實行操作考試的是湖北。”姜蓓佳也介紹說，“湖北‘技能高考’以實際操作的方式，考查學生的技能水平。無論是考試大綱的設立、考場的建設，還是考試過程的管理，都已經同步慢慢建立了很多制度。”
姜蓓佳表示，各地的早期嘗試，還遠遠沒有達到能夠被稱為全國性“高考”的水準。高職分類考試目前還是省級統籌，錄取也都“不跨省”。然而目前這些探索出來的模式，在評價的科學性上，都還各有欠缺。
“職教高考”怎么考
“職教高考”作為一項考試，到底應該怎么考？
在調研中，有某省教育部門的受訪者對姜蓓佳感慨，目前技能考試的內容，與專業教學標準的全覆蓋和對接“做得不是特別夠”，有的學校可能出現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就不教的情況。
姜蓓佳認為，“職教高考”最好能與中職學業水平測試掛鉤。但實際上，目前全國除了上海、福建以外，都還沒有建立中職學業水平測試，即使教育部在多個政策里要求盡快建立。
“所謂的這些測試，大多數淪為簡單的面試。某高職院校設計了好幾個考核項目，我戲稱為‘啥專業都搬磚’，其實啥都考不出來。”段東旭說，曾經，各高職院校懇求省考試院出臺考試標準，但沒有得到回應。
“另外，參加‘職教高考’的中專、技校、職教中心學生來自的專業不一，但要考一所高職的同一個專業，到底該考察什么技能？比如中專學了烹飪，到了高職可能選擇了汽車專業，這兩個咋考核？目前的文化課考試，也是最簡單的考試了，作文要求不低于300字，好像比初中的要求都低。”段東旭再次感慨。
目前，“職教高考”的考試方式是文化素質加職業技能。文化素質的部分“很好講”，語數外考試用常規的筆試就可以進行。
但職業技能考試“很難做”，各個地方目前的探索進度也“非常不一致”。有的省份已經有了操作考試，有一些省份則是用筆試的方式進行技能考試。據姜蓓佳了解，甚至有些省份壓根沒有技能操作考試，仍然在用語數外成績對職校生升學進行考核。還有的地方，則是把操作考試交給各個院校自己去進行，無法保證其公平公正性。
另外，中職生往往只能考取省內的本科或者高職，能選擇的本科學校也比較一般，不像參加現行高考，考生有去省外還有去頂尖大學的機會。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處長肖冰也認為，當前高等職業教育的招生考試，仍然是“分類考試”，是在普通高考制度框架下，以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為主渠道的修正補充。
她提到，想要建立真正意義的、與普通高考并行同效的“職教高考”制度，還需要解決誰來組織考試、考試內容怎么設計、錄取批次與方式這3個核心問題。
“現行的分類考試招生，對學生選擇的限制非常大，無法跨學校，甚至也無法跨專業。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呼吁，把職教高考完善起來，為職校生搭建一條升學通道的原因。”魏荷琳也這樣對記者說。
“當初設計‘職教高考’的初衷有一條，就是‘改變一考定終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段東旭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提到，目前各省都存在一個現象，即“參加了3月分類考試（也叫單獨招生——記者注）的同學一旦被錄取，就不能再參加普通高考”，也就是說，不管是3月的分類考試，還是6月的高考，只能考一個，“依然是一考定終身”。
他還注意到，各高職院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招生宣傳，也催生了和考試相關聯的一些產業，比如單招培訓，即公司代為宣傳和拉攏生源，中學教師將參加“職教高考”的學生進行所謂“販賣”等現象。在段東旭看來，這種培訓根本沒有必要，因為現在單招錄取率“幾乎是100%”。
“如果招生還是按文化課成績來招生的話，總有一部分學生的文化課成績要比其他人差，后面這部分學生哪去了？都還在職業院校。”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副校長王壽斌希望整個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能夠讓學生優先思考這條路適不適合自己，不是因為文化成績不好而只能去職業院校。
“職教高考”怎么改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招，高職院校也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卻沒有同步建立起與自身類型相匹配的考試招生途徑。”姜蓓佳對記者感慨，當時，高職院校主要以普高畢業生為生源，從現行高考中錄取學生且錄取批次位于最末端，這使得高職教育作為“承接擴招學生就讀高等教育的主力軍”，到頭來，卻被冠以“次等教育”的污名。
“與此同時，現行高考的考試內容和考試方式，依然以學科知識考查和統一筆試為主，并沒有照顧到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特質，導致現行高考和高職教育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彼此‘相看兩厭’卻又‘無可奈何’。”姜蓓佳說。
“現在，職業教育提倡要就業與升學并重，現實中，很多學校就變成以升學教育為主了，職業院校的職業性特色就沒有了。”王壽斌告訴記者，據他了解，現在許多學校全校都抓升學，就業相對就受到影響了，為了考得好，很多學校把優秀的老師都安排到了“升學班”。
王壽斌給“職教高考”的現狀總結了“三個不平衡”。首先是報考人數跟招生計劃之間的不平衡，有些專業的報名人數幾乎翻倍，而招生計劃的增幅并未同步增長或調整；其次是專科跟本科之間的錄取要求不平衡，高職專科錄取基本都是省控線200分，而本科錄取線則相當高；最后是不同專業之間的不平衡，計算機專業的高職計劃奇高，而紡織服裝、體育、藥品等專業則非常少。
對于“職教高考”改革，王壽斌直言，“目前還沒有操作性較強的方案，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
“改革要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姜蓓佳說，“‘職教高考’制度的構建需要通過一系列規則的設計來對相關參與主體的行為和關系進行協調。最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職教高考’作為一項制度究竟應該怎么建立，怎樣才能從理想現實的平衡中提出‘職教高考’的基本構想與實施路徑。同時，增強‘職教高考’與現行高考之間的良性互動。”
“希望未來在職普融通的最新政策要求下，通過職教高考與現行高考之間的協同，進一步發揮考試招生制度指揮棒作用，共同推進學歷、能力和貢獻等值同效，讓具有不同稟賦和需要的學生，能夠在通往不同層次教育的過程中多次選擇、多樣成才。”姜蓓佳說。
